“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一、政府的权利与事务
理解政府间资源分配的基础是理解事权划分——决定了干哪些事，才能决定用哪些资源。
我国政府管理体系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中央—省—市—区县—乡镇五级，在乡以下的村落实行村民自治。我国是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政府，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中央统一领导，并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政府治理上有着“条块分割，多重领导”的特点。各个省市县复制中央的四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在此基础上的垂直管理、横向管理以及多重领导。
地方政府事权划分根据以下三大原则：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与激励相容。规模经济下，覆盖更多的人可以摊薄成本，越多越划算；但是受制于人们获取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代价和意愿，行政区划的划分不能无限大。信息优势是权利运作的关键要素，应将决策权交由占信息优势的一方。上下级目标和能力不同，要设置有效的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目标。以上三大原则的共同主题是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和冲突。这些理论为理解政府职能分工勾勒了一个大体框架。
地方政府不仅仅提供公共服务，也深入的参与蛋糕的生产与分配，不能用“有限政府”的逻辑来理解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财税与政府行为
事权必然要求相应的财力支持，花钱的角度看“事权与财力匹配”，预算收入的角度看“事权与财权匹配”就存在较大争议了。
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分税制是根本性的改革之一，也是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扭转了“财政包干”时期“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在之后的2001年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虽然中央通过税收返还机制降低了地方税收急剧下降的问题，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依然较大。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一方面可以努力增加随手规模；另一方面增加预算外的收入。在这个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土地财政始于1998年的两件大事：1、单位停止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2、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规定农村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变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转为建设用地，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利。就此，城市土地价值开始显现。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这部分收入与土地上的支出基本相当，甚至比支出少），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所以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若把这些税收与土地转让收入加起来算作“土地财政”的总收入，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
为了招商引资，工业用地价格一般出让价格较低。商住用地面积上只占出让土地的一半，但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因此“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
土地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土地财政”，而在于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和其它各路资金。“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 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三、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地方政府不仅扮演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也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任务。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集中到了中央，地方政府需要其他方式增加手头的可支配的财政资源用来投资建设发展经济。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这类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这类投融资公司有政府的隐形担保，不断为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所以很容易获得高额的授信，获得巨额的贷款融资。这类投融资公司大多主营的业务都是典型的“土地金融”，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这类投融资平台主要做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一些长周期低回报的业务，所以这些公司一般收入太少，就算是只还利息也要靠政府补贴。2017年，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和安徽等六省市外，其他省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平均收入，若扣除政府补贴，都无法覆盖债务利息支出。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地方政府要扮演的角色太多，导致不管财政收入多寡，大多省份的债务都在飞速扩张，这些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不是简单修改政府预算框架问题，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投资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四、工业中的政府角色
我国的经济改革脱胎于计划经济，政府的手中掌握大量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所以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深度的参与工业化进程。
现代化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很强，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的成本，相应的投资额度大，进入成本高。“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门槛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京东方以及光伏产业的案例中，地方政府为相应的企业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廉价土地、税收优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政策的支持以及保护。帮助其在相应的行业中迅速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去产能、去杠杆”等改革背景之下，脱胎于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产生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相比传统的政府投资企业，产业引导基金有三个特点。第一，不直接投资企业，作为LP把资金交给GP去投资，可以撬动更大的资金，降低政府的债务以及风险。第二，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实质上是使用市场的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第三，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
五、城市化与不平衡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很多重大经济现象的分水岭，也是城市化模式的分水岭。1994年前，以乡镇企业为主，农民离土不离乡。1994年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大量的往沿海以及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沿海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优势以及对人才吸引的优势，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住房成了人们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资产差距，以及收入的不平衡。这个阶段主要以经济建设工业化城市化为主。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大的风险。在十八大之后，一系列改革陆续推行，城市化的中心开始从“土地”向“人”转移。
六、债务与风险
导致目前债务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几年后的欧债危机，这两次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冲击，我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计划，稳定了我国和世界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导致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里迅速上升。
产能过剩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效率下降，GDP增速赶不上债务增速，宏观债务负担加重；“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升了房价和居民负担，加大了银行风险。第二是国际失衡，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税收，轻民生消费，导致内需不足，需要对外输出剩余产能，对国际经济体系产生巨大冲击，产生贸易冲突。第三是产业升级，过剩产能导致了制造业竞争激烈，推动了产业升级以降低价格和成本，同时也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经济体系。
七、国内国际失衡
我国的地方政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轻民生，投资过剩而消费不足。过剩的产能就需要对外输出，但是我国经济体量巨大，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中我国的占比从5%上升到28%，对应的是“七国集团”占比从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国家占比几乎没有变化。这背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面对剧烈调整，出现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导致了这些年美国政坛和媒体对华技术和贸易的高压政策。
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但是蛋糕的重新分配，重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往往伴随着痛苦的调整。
八、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中央政府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条条”式竞争模式。第二种是给地方政府放权，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设定经济目标，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去竞争资源的“块块”式竞争模式。平衡这两种模式，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如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市场机制相对成熟，同时也进入了瓶颈，市场想要更进一步，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也需要同时转变——从“生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居民手中，扩大民生支出。